应当由司法委员会或其他独立机构设立获取社会反馈的永久机制。

审理本案，对此不应不查，连宴请细节都不放过的法官会是粗心么？当然不是。二、终审裁定就自己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的认定，同样背离实际，有的十分荒谬。

这些证言与曹海鑫的多次供述互相一致，极为可信。我上楼时见他们4人夺枪。曹海鑫见来势汹汹逃回居室，张月娥跟进。跟着又突然仓皇迁居，二审竟然也不找寻查证。如果对于如此重要情节的证言疑为虚假，或有争议，那么，为什么不依照法律的规定当庭质证？如果高院法官确有根据断定证言不实，试问为什么不在裁定中加以批驳？作为判词，尤其是死刑案的判词，对于案发的原因怎能回避？为何回避？ 我们注意到，终审裁定又在原判认定的幌子下，擅加了事发当晚曹新春应邀参加……宴请的情节，可是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宴席之间谋划寻衅能因应邀参加而抹杀么？高院法官显然是企图说明，天下本无事，只是曹海鑫因民间纠纷竟持枪杀死人命，别无动机，更无理由，所以该定为情节恶劣……依法应予严惩。

谁想动手——即打呢？终审裁定变了个说法，是双方都想：厮打可见。而后一个证言说的却是想，是忆。如此境况之意旨可能在于：借司法改革以还债，前面欠账太多，期以司法改革改来弥补。

第四，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在尊重司法权威的共识下进行，但司法之权威在中国历史千百年来始终难为统治者和普通民众所尊崇。新中国成立之后，虽欲通过立法和司法加强国家法制建设，但在党政主导的政法体制之下，我国司法制度长期饱受司法工具论之困扰。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的背景下，改革所要耗费的法律成本无疑惟艰惟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从谋篇到布局再到推进已有数年之久，社会期待渐次升温，但改革最终成效如何其实需要不断观察和措施调试。

新中国成立之后，虽欲通过立法和司法加强国家法制建设，但在党政主导的政法体制之下，我国司法制度长期饱受司法工具论之困扰。与此同时，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还存在诸如改革的碎片化，在政治正确的桎梏下画地为牢，改革闭门造车等隐忧，这更使得当前司法体制改革之途歧路仓惶，吉凶难卜。

因此，司法体制改革设计于操盘中的统分之争也滋生无穷困扰。如此境况之意旨可能在于：借司法改革以还债，前面欠账太多，期以司法改革改来弥补。时至今日，如此改革已遭遇正当性、整体性、有效性不足的质疑。但中国自八零年代以降，社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唤此起彼伏。

董必武同志早就指出：由于千百年来小生产者习惯的影响，人民群众中的确存在仇视法律的心理。如此长周期、高频度的司法体制改革其实并非司法运作的规律，而是司法运作的异数。晚近如清末新政，其改革内容涉及军事、商业、教育、政治和法律等诸多领域，而司法体制仅为其中之相当小一部分。第四，司法体制改革必须在尊重司法权威的共识下进行，但司法之权威在中国历史千百年来始终难为统治者和普通民众所尊崇。

若启动宪改，则忧众声喧哗，难聚共识。社会期待太殷，或者朝野意见分歧，只得借改革之名以因应社会期待。

同时，司法体制不应在政治正确的桎梏下画地为牢，忽视回归司法的基本规律。即便是后三十多年，中国法政系统亦不断变易。

新世纪的前十年因法治回潮而造成司法权威严重式微。于是，改革主导者策略性地选择所谓风险最低、成本最小的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试验田，以防因政治体制改革而出现断崖之变，并借此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社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承接一五司法改革纲要之后，陆续有二五、三五、四五司法改革纲要。另一方面则要基于大国的差异性因素而顺应省情、市情、县情、乡情之变，以契合社会转型下的多样化之势。譬如，所谓的省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此举所欲解决的乃是为人长期诟病的司法地方化问题，但如此高度的统筹和集中是否符合司法权运行的基本规律以及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乃是令人生疑的。自1999年最高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纲要》（通称一五司法改革纲要）起，司法体制不断处于改革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不顾建立司法权威，甚至侵蚀司法权威的工具主义司法体制改革是走不了多远的。新近如肇始于七零年代末之改革开放，其所欲革新的主要是陈旧不堪的经济体制。

第二，中国近代以来的诸多革命或改良之中，司法制度皆不成其对象或至少不是首选。小平同志亦于1986年6月提出：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

但自古以来，改革莫不从变法开始。其原因在于，本次司法体制改革面临着诸多重大迷局： 第一，司法制度本应是一国宪制中最为稳定的部分，但自1949年以降，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逾一甲子，期间趋于常态和稳定的司法制度不过半数而已。

因此，在此背景之下开展的司法体制改革，在谈及司法责任制时则顺理成章，但若谈及司法待遇保障、身份保障时则要力证司法为什么比他者更重要、更高贵？但司法权威和司法尊严乃是现代司法的一般规律，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便是形塑司法权威和司法尊严，司法权威和司法尊严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司法体制改革成功的标志。但问题在于：司法体制固然属于政治体制之范畴，因而当司法不适应政制时，当然应选择进行司法改革，但若政制不适应司法时，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是明智之选？事实上，没有竞争性选举民主和公民广泛权利自由，司法也不过是折翼的大鸟。真诚希望改革，但陷于司法改革的彼岸迷途，目标不清方案不定，甚至以后错改前错，于是反复折腾。然而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政治体制改革同样面临着既得利益的阻力，加之政治体制改革所产生的改革阵痛之大。

在1949年谋划建国之际，以废除伪法统为由，执政党毅然决然地废除了国民党六法全书，将清末以来累积之法政成果风雷扫荡。第五，中国作为单一制中央集权大国，其司法一方面要因应政体之需而遵循法治统一原则。

即便只是普通法律的立、改、废，也易陷法网之羁绊，顾此而失彼。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的背景下，改革所要耗费的法律成本无疑惟艰惟巨。

正由于此，现今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也随之调整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并强调当下之改革必须不脱宪法、法律之框限，即所谓重大改革皆须于法有据。建国前三十年因革命路径依赖与社会动荡，司法被沦为敝履，以致十年文革时，竟有砸烂公检法和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说

这也是为何有媒体分析时把希望寄托在英国议会之上。英国政府也就没有法定义务来遵守。研读条约的文本，其实可以发现，整个《里斯本条约》是倾向于剩余欧盟成员国的。当然，英国的政体实际上使得政府必须遵循民意，否则不就是自我打脸了吗？以后民众还敢相信这些政客吗？ 所以，政府最终依照民意激活脱欧程序是不言自明的。

尽管如此，英国宪法仍明确规定UK也就是联合王国才是国际法的国家state。英国的全名应该叫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由英格兰及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共同构成。

不过，多少缺点法律看待问题的逻辑。这次脱欧公投之前，欧盟为了留住英国，也做了许多让步与承诺。

在欧盟官方的多份统计报告中也是把英国的各成员国拆开来统计。进入专题： 英国脱欧公投 欧洲一体化 。